1931年冬，长白山。十六岁的猎户少年林东升蹲在溪边，攥着一把猎刀。刀刃贴着小臂内侧，冰凉如蛇。三个日本兵正朝他走来，他不知道什么是“国仇家恨”，但他记得三天前那帮人进村时，枪响了，王老憨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爷爷教过他杀野猪的刀法——从下颌切入，顺着骨缝往上推，叫“开口”。他一刀解决了军官，两刀放倒了第二个人，追出两百步，第三刀从背后收了尾。他还没学会写“杀”字，但他的刀已经学会了。
他带着爷爷和妹妹南逃。爷爷断后，一声枪响后再也没跟上来。他把爷爷的猎枪背在肩上，把缴获的三八式也挎好，拉着妹妹的手走进风雪里。
货郎说：“喜峰口在打，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每天晚上摸出去砍鬼子，你要是会两下子，能混上一口饭。”
十七岁的少年站在长城下，刀还是那把猎刀，但握刀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蹲在溪边的猎户了。枪口朝外，别跪下。这不是他爷爷一个人的规矩——这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的脊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