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电视机一响

昏黄的灯光，是这间筒子楼小屋里唯一的光源。

灯泡的钨丝烧得发红，勉强照亮了挤在一起的一家五口。

空气里混杂着饭菜的余温，还有一股洗不掉的潮湿气味。

“这衣服到底晾哪儿啊？再挂这儿，人走路都得侧着身子。”

母亲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发着牢骚，手里的抹布在油腻的桌面上来回擦拭。

父亲李建国没理会妻子的抱怨，他把那张《工人日报》凑到灯下，报纸的边缘已经起了毛。

“你看看，报纸上又登了，广东那边，一个养鸡的农民，成了‘万元户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