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六年，篾匠阿生应征入伍，留妻子阿秀独守空屋。三年后，一封军邮辗转送至。阿秀不识字，只见满纸洇开的赤红——那是喜帖的颜色，是婚书的颜色，是过年窗花、嫁娶红绸、庆功红花的颜色。于是她把血书锁进陪嫁的樟木箱，与阿生从前寄回的家信摞在一处，逢人便笑：部队寄来了婚书，阿生要回来了。
镇上人不忍戳破那纸“阵亡通知书”上的蓝印。邮差绕着她家走，婆娘们背过身抹泪，李婶攥着帕子来了又走，话到嘴边咽了回去。可阿秀是那样欢喜，打扫东屋、晾晒被褥、剪窗花贴墙，把日子过成阿生明天就回的模样。
她以最朴素的信仰，将一纸死亡通知活成一份婚礼请柬。战火在远方烧，书信在途中断，谎言与善意织成一张网，而她选择困在红色的梦里，等一个不归的归人。青石渡的溪水照旧淌，樟树叶子黄了又落，她站在树下把血书贴在胸口，笑着说：“这是婚书。”
哪怕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相信，她也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