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六年的某个清晨，我自二十一世纪的书案前跌入汉末烽烟。成为蜀汉阵营中一个知晓结局的幕僚，从徐州流离到白帝托孤，从隆中对谈到五丈原星落，我以现代之智筹谋，却眼见历史如铁轨般碾过所有挣扎。
我助改进蜀锦贸易，献策改良连弩，在汉中推广屯田——这些终将成为史书上诸葛丞相的政绩。我预知关羽之败、先主之陨、街亭之失，却只能在恰当的时候保持沉默，成为那些“天纵奇谋”背后无名的注脚。
四十年间，我从热血沸腾的变革者，熬成满目沧桑的记录者。当成都城门最终竖起降幡，我握紧手中记录季汉兴衰的竹简，终于彻悟：穿越的意义从来不是扭转乾坤，而是在与孔明对弈的深夜、与姜维共望祁山的风雪中，以血肉之躯见证何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今日，当我从博物馆的玻璃柜前醒来，看见那卷笔迹熟悉的《季汉末纪》，终于懂得——我未曾改变历史，却曾被历史选择，以毕生彷徨为代价，为那盏在乱世中坚持燃烧了四十三年的仁义明灯，作最后的证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