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冬，北平东城区的雪下得正紧，站在“沈记棉行”的柜台，手指死死抠着账本的破边——柜台上摆着日军的“最后通牒”，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：
三天内必须把棉花收购协议给签了，帮皇军打理华北的棉花生意，棉行还想留着；如果不签，不仅铺子要封，六岁的女儿念安，得送去日本的“儿童教养院”。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冷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，松井一郎带着川岛惠子走进来，军靴踩在积雪上，咯吱响得刺耳。松井把一张照片拍在柜台上，照片里的念安穿着幼儿园的小红袄，正对着镜头笑，可照片边缘，隐约能看到日军的刺刀。
“沈桑，”川岛惠子弯着腰，语气软得像棉花，手里却把玩着一把银柄匕首，“念安很可爱，如果去了日本，就能读最好的学堂。”
我没接话，眼睛盯着照片里女儿的笑脸，突然想起昨天傍晚，念安趴在我怀里问：“爸爸，为什么邻居张奶奶说你是坏人呀？”当时我还能骗她，说张奶奶看错了，可现在，松井的手已经按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力道重得像要捏碎我的骨头。
柜台底下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，我余光瞥见一个蓝布衣角——是早上来应聘账房的那个姑娘，她刚才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画着一朵棉花，写着“帮我们送物资，保你女儿安全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