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择绍兴十五年（公元1145年）作为故事的起点，是极具匠心的设定。此时距靖康之变（1127年）已近二十年，南宋政权在江南初步站稳脚跟。第一次“绍兴和议”（1141年）签订不久，宋金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和平，这为商业发展和内部矛盾的发酵提供了温床。岳飞已于绍兴十一年（1142年）被害，秦桧独揽大权，南宋朝廷进入了史学家所称的“宋高宗秦桧独裁体制”，社会表面稳定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这为主角的介入提供了绝佳的戏剧空间：既有发展商业的可能，又处处隐藏着政治风险。
故事的主要舞台——泉州与临安，更是精准地捕捉了南宋的时代脉搏。泉州，在宋元时期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，汇聚了“市井十洲人”，文化多元，商业气氛浓厚。这里是主角利用现代知识进行商业实践的理想试验田。而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作为南宋都城，是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其繁华程度在《梦粱录》等笔记中可见一斑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评价十三世纪的中国“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”。将主角的活动从泉州引向临安，意味着矛盾将从地方商业层面，上升到国家经济乃至政治权力的核心层面。
南宋时期，国家财政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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