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蹲在花店门口给绣球浇水时，张大爷头顶的数字突然从‘143’跳到‘3’。
他正拎着菜往斑马线冲，身后大货车鸣笛的声音刺破早市的喧闹。
我抄起洒水壶冲过去，凉水泼在他后颈：‘张叔！
您外孙女今早刚给我发微信，说放学要吃您蒸的糖三角！
’
老人猛地顿住，大货车擦着他衣角呼啸而过。
他捂着狂跳的心脏骂我‘疯丫头’，我盯着他头顶重新涨回‘141’的数字，低头把沾泥的洒水壶藏到身后——这是我用‘寿命眼’救下的第三十个街坊。
直到那天在医院，我撞见个穿白大褂的男人。
他背靠着消防梯，手术帽下的碎发全湿了，指节抵着额头，头顶的数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。
‘723…722…721…’
我捏着给住院小朋友送的向日葵，花茎在掌心勒出红印。
三天前他主刀的手术失败，家属在走廊骂他‘刽子手’；三年前他母亲心梗去世时，急救室亮着红灯的每一秒，都在他命数里剜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