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初春，辽大。
谭习行第一次出名，是因为把毛衣穿反了。板书的时候肩上露出一截线头，跟着他的手臂晃来晃去，底下传来嗡嗡的笑声。他硬撑了三分钟，把三个字写得像在绣花，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走了，连黑板都没擦。
他第二次出名，是因为逢人便打听一个“眼睛很清澈”的女同学，荣获痴情人称号
没人知道他说的到底是谁。三千多人的校园，大眼睛、长裙子、圆脸、个子不高——这样的姑娘少说有一百个。老教师王化听完他的描述，认真地问他是不是想吃土豆了。
他把那个女孩的模样画在纸上，画出来的东西像一根树枝插在一颗土豆上。他又画，画了十几张，每一张都不像。最后他把那些纸叠在一起，塞进抽屉最深处，谁也不告诉。
但他记住了两件事：她叫他“先生”，不是“老师”；她跑走的时候，黑色裙摆勾在柳树的倒茬上，引出了相见。
那是春天。柳树刚发芽。
后来他在食堂门口撞上了一个人。资料都掉了一地，对方蹲下去捡，他也在捡，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，都缩了一下。
他抬头，看见一双池水般明亮的眼睛。
是她。
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嘴张开了又闭上。最后他把捡起来的资料递给她，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她接过去，说了句“没关系”，然后走了。
他又一次没看清她的脸。
但他记住了她的名字。花名册上，第三排第七个，李竹兰。他从头到尾翻了三遍花名册，才敢确定是这三个字。不是因为认不出来，是因为太想认对了。
他约她在学校的花坛边见面。说是“约”，其实是硬着头皮堵在她下课的路上，说了一句“同学，我有些书想请教你”。话说完他就后悔了——太假了，太刻意了，连他自己都不信。
但她来了。
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诗集，封面被报纸包着，和他那本《尝试集》一样。她站在花坛边，风吹过来，她的碎发贴在脸颊上，她伸手去拢，他没忍住，多看了一眼。
她发现了，脸一下子红了。
他们开始聊诗。聊胡适，聊徐志摩，聊那些他不一定全懂但愿意为她去读的句子。她说她喜欢“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”，他说他喜欢“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”。说完两个人都笑了，因为这两句根本不是一首诗里的。
但他们不在乎。
“李竹兰同志，你怎么笑起来跟朵花一样？”
花坛边的柳树从嫩绿变成深绿，又从深绿变成枯黄。他们见了很多次，每一次都说“最后一次”，每一次都有下一次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，他只知道每次路过那棵柳树，他都会停下来，往花坛的方向看一眼。
她没有告诉他，她每次来之前都会在宿舍的镜子前站很久，换了三条裙子，又换回第一条。她也没有告诉他，她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，包括那句“这本书借你看，不用着急还”。
那本笔记本后来夹在她最常翻的那页诗里。
秋天的时候，祖母病了。
信是父母托人带来的，薄薄一张纸，上面只有几行字：“祖母病重，想看你一眼。速归。”
他看完信的时候正在批改作业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，洇开一小团墨。他放下笔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书包很轻，几件衣服，那本《尝试集》，还有一叠画着柳树的纸——那些他不满意但没舍得扔的土豆画。
他站在她的宿舍楼下，等了很久。
天黑透了，她才回来。她看见他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问他怎么在这。他没笑。他把手里的围巾围在她脖子上，一圈，两圈，手指碰到她的下巴，凉的。他想说很多话，想说等我回来，想说我有很多话还没跟你说，想说你别忘了我。
但他说的是：“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会回来找你。等我到了就给你写信，想你也给你写信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说“好”。
他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。她还站在那里，围巾围得很高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又转过身，走进了夜色里。
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她。
当天下大雨。路很滑，天黑得看不见五指。车子在盘山路上打了滑，翻进了沟里。他没有到祖母的病床前，也没有写成那封信。
他的包被雨水泡透了。一本教案粘湿在一起再也翻不开。那些画着柳树的纸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只有一个名字，被雨水洇得发涨，但还认得出来——李竹兰。三个字，他写在抽屉里那张纸条上的，和《尝试集》放在一起的那张。纸条被水泡皱了，但字没化。
后来学校收到了消息。王化替他收拾了办公桌，所有的物品都积在一个箱子里，放在墙角。纸箱上落了灰，没有人打开过。
她等了几个月。
没有信来。
她想给他写信，但不知道地址。她去找王化，王化说她也不知道。她去了他的办公室，门锁着，透过窗户只能看见那张空荡荡的桌子和墙角落灰的纸箱。
她没有进去。
她站在窗外，站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柳树的枝条扫过她的肩膀。她伸手摸了摸，是枯的。
春天过去了。夏天过去了。秋天也过去了。
她没有等到那封信。
1956年，李竹兰毕业了。她回到南方的老家，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也姓谭，戴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也喜欢看书。
她嫁给了他。
婚礼那天她穿的是红色，不是黑色。她站在院子里，有人喊她“谭太太”。她愣了一下，应了一声。
她生了一个孩子。孩子满月那天，她翻出一本旧诗集，封面被报纸包着，是当年从辽大带回来的。她翻开，里面夹着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——都是他说的那些话。
“这本书借你看，不用着急还。”
“我想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些有意义的话题”
“李竹兰同志，你怎么笑的像花儿一样？”
“我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“想你就写信给你。”
她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笔记本合上，放回诗集里，塞进柜子最深处。
后来孩子长大了，问她那本旧书是什么。她说，没什么，一个旧同事的。
她没告诉任何人，她的丈夫姓谭。她也没告诉任何人，每次有人叫她“谭太太”的时候，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。
很久以后的某一天，她路过一棵柳树。柳条垂得很低，风一吹就晃。她停下来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有一个人在花坛边问她喜欢哪句诗。
她说了那句。他接了下一句。
不是同一首诗里的，但他们不在乎。
风吹过来，柳树沙沙地响。她站了很久，然后走了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很多年前的那个雨夜，有一个人最后想的是：到了就给她写信。
信没写出去。
但她等过了。用几个月的时间，用一生的时间。
向南有杏，向来有幸。
可惜命运，不向来。
立意:爱是怯懦者的勇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