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德七年的汴梁,风里裹着冬末的寒。
柴荣的灵柩刚过朱雀门,幼帝柴宗训的龙椅还没焐热——正史里的后周,本该像之前四个短命王朝一样,在权臣的兵戈里碎成一地瓦砾,燕云十六州的城堞,会在辽人的铁蹄下呜咽三百年。
但这一年,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韩通捧着新订的《吏治考成法》,把贪墨的粮官按在刑场上时,汴梁的粮价没涨反跌;王彦升带着边军在瓦桥关种的冬麦,抽芽时惊飞了辽营的斥候;就连朱雀门外卖胡饼的老妪,都能笑着说“这月赚的钱,够给孙儿扯件新棉袍”。
榷场的牙人数着绢帛的捆数,发现辽商换走的茶叶,是去年的三倍——他们不知道,大周的织机,已经比南唐多了两成;
北境的驿卒快马送抵的文书里,不再是“请粮”的急报,而是“辽军三月未敢越界”的捷讯——他们没见过,柴荣留下的甲胄,如今披在了更悍的边兵身上。
有人说这是逆天改命,可林阿夏站在汴河码头,望着往来的粮船,只捻了捻新收的税契:
“哪有什么天定的亡国?不过是把柴荣没做完的事,做完罢了。”
燕云的云,终是飘向了汉家的城;后周的周,终于成了撑住乱世的梁。
这不是玄幻魂传,是史书夹缝里,本该长出来的盛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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